有云“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文章是否亦可作如此审美呢？
我孤陋寡闻，但所读文学佳作，大多是用意多曲的。一部《红楼梦》，争论二百年。曹雪芹究竟为什么写这部书？虽然各有己见或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但至少都受到了美的享受与薰陶。屈原的作品是难懂的。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离骚》还是在不大懂得古文的时候。虽然不能解释每一个文句，却受到一种奇异的感染，觉得作者是一个伟丈夫，觉得天地间尽管神秘，仍可任无畏者纵横驰骋。我迷上文学，乃至走上今天这条路，大概与此不无关系。直到现在，屈原仍是我心目中第一大文豪。为什么不懂《离骚》却可以受到感染，以至影响一生志趣和道路？可见文以感人，不在直言。
文以曲为贵。这个观念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人从来就有重曲的传统，可以说“文曲”是我们的国萃。
直与曲可能跟服务对象有关。对象是目不识丁的未蒙妇孺，或许过曲则不灵。对小学生，还是要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这就是常识的普及。但也并非每一种普及性的文字都需要直来直去。讳莫如深的诗歌可能难以使文化修养太低的人读懂，而思想含蓄、故事动人的小说和戏剧，却可以感化很多人。所以，哪怕是普及，也不可排斥文曲。
这本来是常识。已成常识的道理还值得一提吗？不幸得很，我们的历史走了一段短暂的弯路。犹如一辆满载宝物的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驰，左一甩，右一甩，把车上的宝物甩下去不少。宝物当中也包括许多普通而宝贵的常识。
十年动乱期间，篡管文权的江青之流，把自己当成牧主，视百姓为鞭子下的羊群。恫吓加上强制灌输是江青之辈的治民之道。政治上如此，扩及文学也如此。大兴文字狱，草木皆兵，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追讽喻，查影射，凡称得上文学的东西都犯了罪。于是只剩下肉麻的吹捧，生硬的说教和色厉内荏的咒骂及狂言。文曲的传统泯灭了！
那时摇笔杆的人，深恐言而不明，被抓住辫子，吃苦头，不得不视含蓄为禁忌，顾不得粗俗和浅陋，不求有什么文学的价值，只图身家性命安全。凡见诸文字，尽可能把话说全、说明、说白，甚至照抄语录和报纸上的社论。那时的文字把关人，也怕被斥为右倾，招来横祸，每一关都在杜绝曲意曲言。久而久之，大家都养成了直呼直说的习惯。一旦成了习惯就不是自觉的了，甚至连这种习惯是怎样形成的，也不大被人记得。尤其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一走上文学道路就遇上江青那伙恶魔，在恫吓下接受灌输。原本是没有多少见识的头脑，塞满了伪文学、反文学的意识，虽然为此感到痛苦，在痛苦中挣扎，但魔鬼的炮烙在我们身上留下的伤痕，并不因我们的挣扎而立行消失。
近几年来，我们的文坛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好作品不断涌现，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影响。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作者道出了读者压抑了多年的心里话，读者与作者之间发生了共鸣，文学与人民生活发生了比较紧密的联系。同是直言，现在与过去已大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下来研究一下得失的话，就会发现，所得和所失并存。得在直言，失也在直言。
为什么得在直言？这是因为多年来一直不能讲真话，直话，人民不满，作家怄气。一旦获得解放，反作用力集中迸发出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以能够直言为快事。血泪斑斑的控诉，直截了当的批判，慷慨激昂的呐喊，不讳偏见的议论种种。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人民代言”的作用。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不但救活了文学，而且在推动思想解放和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它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此类现象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在轰动中，新的明星接连产生，读者为之倾倒，评论家也一拥而上，促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一旦成了潮流，便免不了泥沙俱下。以大胆为荣，不负责任，以过激之言代替深沉的思考；不重生活，编造生硬的故事；不重形象，唯有概念；不考虑艺术生命力，只图轰动一时…… 一些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相继出现，文坛发生了麻烦。因此可以说，失也在直言。
我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写了一些直言的东西。大都是有话在心中积郁已久，非讲不可，来不及考虑更深更远，一口气写出来再说。我有过这种经历，所以我知道，近几年文学作品重直言是必然的。非此不符合规律，非此也不能打破沉闷，开创新局面。
主张“文曲”？这是从自己和旁人的经验、教训中来。我发现，直言的作品虽能直接反映一部份读者的愿望，以至引起轰动，但其中有的经不起时间考验，过一两年就觉得不行了。还有一些直言之作思想欠谨慎，艺术上也不是佳品，所得甚少，所失太多。而另一些修养较深的同行，在直言的作品风行的时候，另辟蹊径创作了一些造意隽永的多曲之作，雅俗共赏，发人深思，艺术生命力持久，社会效果也佳。我深感这是值得学习的。天时、地利、人和是事物形成的条件，正跟阳光、土壤和水对于植物的关系一样。水田不能种红薯，水田改成了旱地就可以种红薯了。天、地、人诸条件在变化中，事物自然应随之而变。以发展了的眼光来看，我以为直不如曲好。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不同于一般的宣传品，更不是教科书，不能指望它立竿见影。以文学骂人，人不会倒；以文学涂黑和擦粉，都不会改变脸的颜色。文学的作用主要在于影响人的心灵。好的文学给人带来美的薰陶，坏的文学也可以悔淫诲盗。人的心灵在变化中，变化了的心灵再作用于社会，因此，文学为社会服务的方式是曲折的方式。
一个时代的作家不能脱离现实，我并不主张超然于时代和国土之外。当今我们正在雄心勃勃地建设“四化”，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能对此漠不关心。但因工作性质所限，我们不能亲自参加制造一艘核潜艇，也无权下令将一个无能的厂长撤职。我们的努力只能以影响人的心灵为目标。无论“四化”路途上有些什么样的障碍，都需要人来克服。只能靠人，不能靠天。人们只有以善的力量、智的力量和上进的力量才能排除万难。为什么要善？因为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丑恶的细菌，它时刻都在顽强地增殖，使瘟疫蔓延。为什么要智？因为从整个民族来讲，我们的平均文化、科学水平还很低，各种各样的愚昧现象，常常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为什么要上进？因为我们遭受的挫折太多，严重地伤害了自信心。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那种盲目的民族自卑感令人担忧。所以我主张劝善、劝智、劝进。把眼光放远些，讲究一点战略思想，从长计议。
目前有的人把文学为“四化”服务理解得过于狭隘，以为只有多写些表扬好人好事的东西，多从正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才是正当的。这种主张如果付诸实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教训：不能把已经繁荣的局面重新弄成一块死板。用文学作简单生硬的宣传会引起读者的不满。早些年强迫看样板戏那类可笑的往事再不能重演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有些朋友主张“干预生活”，并认为只有“干预生活”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我看大可不必把文学创作的路子弄得太狭窄。广义地理解“干预生活”，也许是对的。如果把“干预生活”理解为就是骂人、发牢骚、揭丑，那就值得认真研究得失了。能骂倒坏人当然好，可惜往往是骂不倒的。发现一个贪污犯，还是要通过开展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才能把他打倒。作家当然要关心政治，但作家与政治家毕竟是有区别的。作家的工作和斗争方式也应与政治家不同。
我们过去有一种习惯，就是经常把作家同政治家混为一谈。一说到“革命的作家”，就以为等于政治家。只注意了“革命”这一共同的方面，忽略了文学与政治的区别。我主张只要大目标一致就行了，作家们不必跨越自己的疆界。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为人民服务，那就是美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表达思想，但决不能忘记这是文学。文学就是要“曲”。要重视文学的这个特点，要重视用作家的眼光去观察生活，这样就会发现生活中有许多可写的东西。就如探矿，直看只能发现露天煤矿，曲折和复杂的推断能知道地层深处有什么。我听到过一种说法，“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此话不无道理。乍看表面，也许某人的经历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一旦用上“曲”的眼光去看他，他就会变得丰富起来，有可能成为文学典型。而且有时可能会化腐朽为神奇。鲁迅写阿Q，阿Q这个人实在不足称道，但一经作家之手，他便“神”了，叫你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可怜可悲又值得同情。更重要的是，读者掩卷深思，必有所得。今天的生活并不比鲁迅时代简单。
那个时代有阿Q，今天有些什么呢？阿Q这个典型的成功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从中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文曲”，知道怎样延长我们作品的艺术寿命。“文曲”的成功不在一时的爆炸，而在于经得起咀嚼。它的思想力量也并非是某种时髦，比时髦要深厚得多。提倡文曲，并不意味着反对言直。事实上，一个作者在作品中决不言直是做不到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反对文学与最敏感的现实生活内容发生直接的联系。大声疾呼、慷慨陈词的切中时代脉搏的作品依然将大量存在。它也是责任心的产物，也是需要的。这里不存在谁排斥谁的问题。不过，大概切成功的言直之作，也都是用心多曲的。
登载于83年1月《文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