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个神秘的魔境，常使青年人着迷。有不少勇敢者大胆涉足其间，或有所建树，或浅尝甘苦，或枉费光阴。有所建树自然好，浅尝甘苦也不冤，若枉费光阴，当不知怎么说了。
人都想有所作为，无作为者不得食。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只要能有成果，便都是作为。各人选择发挥其作为的出处不同。选择得当，且能善以为之，便可能如愿以偿，否则，也许会终不得志。我走上写小说的道路，就是在别处不得志，逼得我另辟蹊径，才达到今天的。
我小时候酷爱音乐。开头并不知音乐可以为饭碗，只是盲目爱好。没有老师，我到戏台旁边仔细观察人家怎样吹唢呐，很快把唢呐学会了；没有乐器，我自己动手做胡琴，居然也能发出声响来。后来上了初中，见识广一些了，知道的多一些了，又受到音乐老师的看重，于是萌发了要当音乐家的想法。初中毕业后，我不知天高地厚，连父母都不告诉，自离家远去，投考湖北艺术学院音乐附中，竟被我考上了，成绩还不算差。这样一来，我满以为从此定下了终生，日思夜梦想成为一个神气十足的作曲家。谁知道路并不平坦，虽然一直升到本科学上了作曲专业，但我对自己在这条路上能不能有所作为，越来越抱怀疑。促使我产生怀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接触现代音乐知识的时间太晚，又遇上“大跃进”，学校的教学走了弯路，学成后也许能适应一般的工作，但要有突出的创造则是不可能的。我带着试试看的想法，未待毕业就提前离开了学校，到部队文工团工作。
实践中，我屡遭挫折，更加确信此路不通，与其吊死在一棵树上，还不如另找出路的好。但那最好的出路在哪里？ 当时我还年轻，经事很少，受了挫折，很易灰心，于是经历了一两年的痛苦徘徊。
为寻找事业途径而痛苦，这是青年人常有的经历。事后我才知道，这种经历并非坏事。
一九六三年，我偶然去写剧本。在此之前，我以为只有音乐才是最高级的艺术，其他万般皆下品，因此，虽然身在文工团，也并不曾旁学一点戏剧知识，甚至连戏都不爱看。逼到头上来要我写戏，我只好从头学起。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一年多以后，首次写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在刊物上发表了。最初的小小成功虽然能产生鼓舞力量，但是不是就能以此为终生职业，我还在怀疑。不过，从作曲改行到编剧，使我得到一个启示：并非天生我才只有一条路，此路不通也许彼路通。这时候，我已不再消极徘徊了，除了继续学写剧本以外，歌词、曲艺、音乐，各种形式的创作都搞。同时开始把眼光投向整个文学领域去。有回我读了林遐的散文集《撑渡阿婷》曾经想过：这样的文章，我要是下力气学写，难道一定学不会吗？ 又见《萌芽从书》的作者们都是一些年轻人，使我羡慕，很想也去干一下试试。但我知道，我过去读书极少，对文学创作的规律几乎一无所知，光有热情，毫无基础是不可能成功的。趁文化革命中，我因挨整，悬案未决，不能参加造反的一段空闲时间，读了一些书，有鲁迅的杂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的《人民文学》。当时只能偷偷地读书，不能动笔，所学有无用处，无法检验。后来又被卷进文革动乱中去，一心一意搞政治，把头脑搞复杂些了。那时我成了一个杂货佬，条条路上都去探一探，把将来的道路交给命运去安排。
现在回想起，那一段经历不是多余的。涉猎的行当多，艺术修养在无形中得到了提高；经过政治风浪的摔打，使我开始认识复杂的社会和复杂的人；读书又使我积累了知识，开了眼界。这些都是我后来走上写小说的道路所必不可少的。
一九七零年我复员到地方搞群众文化工作，既曾是一个单位的临时负责人，又是具体工作干部，戏剧、音乐、文学都管。杂货佬还在当下去。这时我想了一个问题，我这个人究竟是长于打杂呢还是适于专攻一门？ 打杂诚然不坏，社会需要许多甘心于打杂的无名英雄。同时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专门人オ。我无法主观地决定自已干什么，只能走着瞧。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决不满足于一般地打杂，在打杂的同时，我总想从哪一个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哪怕永远安排我打杂，我也能在工作中多一份发言权，这大概总不是坏事。于是，我在业余时间还是不忘写作，又发表过独幕剧和曲艺、音乐作品及歌词理论文章。
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二年。那年我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湘江文艺》，后为发行国外的《中国文学》译载。接又写一篇，又为《中国文学》选用。这一来，我似平在迷蒙中看见了一条有希望走通的事业途径，于是果断地决定缩短战线，不再写剧本和其他，连学了多年的音乐也毅然抛弃，孤注一掷，专攻小说。当然，我没有资格当专业作家，那么就把业余时间利用起来吧！我长期在办公室开铺，很少回家度夜。从那时到现在，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总算没有白过日子。
我从作曲改行到写小说，这段曲折的路程是走得不冤的。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能具备有多种发挥才能的可能性。人的职业有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确定的，常常具有偶然性。假如我在别的方面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什么不做呢？ 我是在实践中冷静地分析自已的长处和短处，断然决定改行的；又是在付出巨大的劳动代价才换得人们承认我的改行的。摸索道路是人生之常事，正确的改行是成功的起点。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就卓著的作家，不都是经历过改行的吗？ 改行几乎是作家的必由之路。
主观上想改行，客观上能不能做到呢？ 社会不可能任我们随心所，我深知改行的路必须由我自己走出来。我写第一个短篇的时候，年龄已经三十四岁了，倘不走捷径，到何时才得成功？ 我知道，所谓捷径，不是别的，就是与众不同之路。那条路在哪里呢？ 我研究过当时的所有文艺刊物，发现作品的雷同现象十分严重，可以说得上千篇一律。我决心写一篇与众不同的东西，从各个方面都与时行的众多作品区别开来。我是这样做的，一做果然成功了。从此我对待每一次创作都设法做到与众不同。
我尝到了与众不同的甜头，于是把与众不同当作成功的普遍规律来应用。我常这样想，现在一般人在做什么？ 别人都做的我不做，别人不做的我偏做。一般地说，连续两个短篇成功，很可能产生想出短篇集的野心。但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出一个短篇集又如何呢？ 过不多久，肯定会成为废纸。与其盲目地写下去，图一时的虚名，还不如甘于寂寞。
寂寞并不是睡觉。我深知自己笔头不硬，必须不断地写，才能得以提高。又要写，又不想出名，是一种怎样的干法？ 我找了一个独特的题材，避开当时无孔不入的路线斗争，写南方大山区的风光，写几个有个性的人物，这就是后来已经出版的《小兵闯大山》。那时一般的业余作者都只图出版和发表，编辑怎么说就怎么改。我却不是，我把修改当成练笔，一次再次地从头写起，每次改写以后，都使编辑看了觉得没有想到。就这样，我在几年寂寞中，虽然几乎已被人遗忘，却扎扎实实地练了基本功。
《小兵闯大山》完成以后，正值大写“走资派”的时候。我又突然决定，走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不但只字不写“走资派”，相反，立即动手写作《将军吟》。这一行动可以说是极端危险的了，恐怕“四人帮”及其爪牙都不会想到有人敢这样做。他们想不到的我做了，因此我也平安地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过去了。“四人帮”还没有垮台。我的四十七万字的《将军吟》已经高搁在楼上。
“四人帮” 垮台后的一段时间里，创作界并没有立刻活跃起来，过去那一套还在继续作祟。我认定文艺大解放的时机一定会到来，于是从一九七七年冬开始，又按照自已的认识，写了另一部长篇《风》。这本书虽然粗糙，但却是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描写十年动乱的长篇小说。
近几年来，伤痕文学很多，我并不觉得它们不好，只是觉得，既然有那样多人在写，我可以不写。写错划右派的很多，我同样有题材，也不准备写了。我还是想坚持与众不同。到能怎么样呢？ 现在很难知道，且走且看吧。
回顾我走过的这段路程，收获有两点：一、在摸索中，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想方设法扬长避短，以开辟事业之路；二、路子的走法与众不同，尽可能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