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熟能生巧”，不见有熟能生拙”之说。“熟能生巧”固然是常理，“熟能生拙”也并非无稽之谈。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熟，所以能够生巧，是因得心应手，轻松自如，乃至精力和智慧有了剩余，可以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熟，而且生巧，这就前进了一步。但是，必须不满足于熟，才能有前进的要求和动力。因此，熟不见得必然生巧，只是可能生巧。
熟，又为什么能够生拙呢？这是因为，既已熟练，便可以不用多学多问多思，习以为常，驾轻就熟，闭上眼睛也能获得一般的成功，使人产生惰性。惰性一旦产生，势必落伍。须知岁月是不会凝聚的，人类的探索是不会休止的。别人早已前进许多了，你还在原地就熟，且自以为是，嫉妒别人的创新，看不惯新的发展，这就成为可悲可笑的了。故而熟也可以生拙。
以上是一般的道理，我的目的是要谈小说创作。
我很羡慕一种人：他有丰厚的生活积累，纯熟的创作技能，写什么，象什么，总是成功，鲜有失败，高速多产，声名赫赫。
我更美慕另一种人：他时有佳作问世，又不乏失败之举。失败不是因为功力不足，而在于做新的尝试，未能把稳。他今天的创作区别于昨天，明天又不同今天。他总是觉得自己不成熟，永不停止学习和探索。他在使人感到担心的同时，也使人觉得可畏。
比较不幸的是第三种情况：他在某个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对某种创作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十分纯熟，固守己见，陷在一个深坑里，跳不出来。他有时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创作路子，但由于老习惯作怪，总是不能适应。于是便怨天尤人，希望时间倒转；或用“想当年”来安慰自己。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各地的作家协会和文化行政部门以及各种文艺刊物的编辑部都做了大量的培养新人的工作。特别是注意培养工农兵当中的业余作者。在那一批人当中，有的至今还活跃在文坛上，其中个别的已成为佼佼者。可是，较多的人却不怎么活跃了，甚至早已消声匿迹。他们的起点可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前者创作生命长久，后者却比较的短暂呢？我在我熟悉的朋友们当中进行过比较，发现了一个使人惊的规律，即：谁把老师的一套学得好，他的创作生命就比较短些；相反，对老师那一套抱以怀疑的人，创作生命就比较的长。还有一种人，他走上创作道路，从来没有名师指点，却能异军突起，久而不衰。
这是不是说搞创作不需求师呢？求师本来是一件事，反对求师是不正确的。但文学创作的求师，应区别于工匠的求师。创作的特性在于一个“创”字，每一次的“作”都是一种创造。这跟工匠的学艺有性质上的不同。工匠只需把师傅的技艺学会练熟，便可以独立工作了。无创造性的工匠依然是工匠，而无创造性的作家却是没有的。名师出高徒，但名师还要是“明师”才好。老师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是比较落后的。一个时代的名师，不见得是永久的名师。因此，为师者，必须明白。那么为徒者呢？也要是个明白人才好。一切成功者，大概心中都曾有过崇拜的偶像，这偶像不能影响他的一生道路，一切成功者，同时又是多疑的人，也就是敢于怀疑老师的一套。只有敢于怀疑，才有不懈的探索精神。前面所说那些年煞费苦心地培养作家，效果不理想，恐怕与师徒双方都有关系。比较起来，老师的责任可能多一些。那时候，老作家带徒弟，除了教给写作技巧之类，还教给一些“左”的政治性的观念，并把观念当成根本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加以灌输。那些观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排他性，影响于学生，便造出了一些同样模式的头脑，甚至是僵化的头脑。时代发生了变化，这些头脑却是不变的或难变的，苦恼由是产生。不到落伍的年龄便成了落伍者，岂不可惜！
老作家孙犁同志曾不止一次著文谈培养作家问题，我颇有同感。
学生失败，全怪老师，这是不公平的。假如老师反问：“你自己的头脑干什么去了？”又将如何回答呢？究竟是熟而生巧还是熟而生拙，决定在于自己。一个有顽强的进取心的人，决不会满足于学懂练熟老师教给的一套。
要使熟而不生拙，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如何学习的问题。有两种学习方法可供我们选择：一种是学习写作方法上的现成结论，一种是学习根本原理和规律。现成结论往往是一些直接的条条，易于理解，也易于掌握；根本原理和规律似乎有些玄妙。理论家们为了使他们的理论具有严密的科学性，有时会弄得枯燥难懂。其实，我看完全可以打破神秘感，把深奥的变成简单易懂的。我所理解的写小说的根本原理，就是为什么要写小说，为什么人们愿意读小说。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知道一点历史，而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正好记录着规律。知道了为什么，又弄清了规律，方法之类便应运而生了。方法是前人从经验中来，老师教我们的，都是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经验只是知识的一半，另一半在于经验之后，也就是尚未经验的那一部分。任何时代的创造者，都是善于承先启后的人。承先就是学习前人的经验，启后就是依据客观原理和规律迈出新的一步。掌握原理和规律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巧，或者说创新。
现在到处都有种种形式的创作讲习班，请到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来讲课。所讲的内容不外乎是关于观察、体验思考、主题、人物、情节、语言、结构、情趣之类，这些嘟是属于方法。为什么要用这些方法呢？很少有人涉及。善于思考的学员能够举一反三，追根溯源，多数人是不知道要这样做的。他们羡慕那些已有声誉的作家，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的本领全部学会，也来个一举成名。他们也许是学得很好的，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便只有模仿。作为入门，这是可以的；作为真知，却相去甚远。上述那些方法之类已产生过许多许多的作品了，久而久之，读者会看穿我们的把戏。一旦看穿了把戏，就会兴味索然。玩把戏的人想继续玩下去，不来点新花样是不行的。新花样轲从产生？只能依据原理和规律。我们的创作讲习班，不谈原理和规律，岂不值得惋借！假如我们的老师们在谈到描写人物个性的时候，附带说明一句为什么要描写个性，也许会有利得多。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原理问题。原理的真实面目往往被淹没在方法的海洋中了。
我学写小说是半路出家。早年有志于音乐，后来又接触过戏剧。写小说之前，我既没有名师指点，又很少读小说。当我被逼着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不得不寻找捷经。我的捷径很简单，句话就可以说完：“小说是给人读的，我要千方百计使人愿意读下去。”所谓千方百计，不就是那些人物、情节、语言之类吗？没有学过也能悟出方法来，因为我的目的是明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初学时有一股闯劲，人也显得比较聪明。现在写得不少了，方法也掌握得较为熟练了，我发现自己已越来越笨拙。有的长者很关心我今后的发展，谆谆教导我顺着原来的被视为成功的路子走下去。但我自己觉得，如再走老路，很可能由于信心不足而无所作为。不要说超过昨天，就连勉强达到昨天的水平也很难做到了。难道就此洗手不干了？我是不甘心的。可又怎样继续干下去呢？我现在只知道要从熟生出巧来。究竟怎样生巧，能不能果真生巧，是很难预料的。总之我是想循着小说发展的规律，再往前走一步试试，以免笨拙地困死在原地。
登载于1984年4月《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