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of page
作家相片莫应丰

从作曲到作文



文学是一个神秘的魔境,常使青年人着迷。有不少勇敢者大胆涉足其间,或有所建树,或浅尝甘苦,或枉费光阴。有所建树自然好,浅尝甘苦也不冤,若枉费光阴,当不知怎么说了。


人都想有所作为,无作为者不得食。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只要能有成果,便都是作为。各人选择发挥其作为的出处不同。选择得当,且能善以为之,便可能如愿以偿,否则,也许会终不得志。我走上写小说的道路,就是在别处不得志,逼得我另辟蹊径,才达到今天的。


我小时候酷爱音乐。开头并不知音乐可以为饭碗,只是盲目爱好。没有老师,我到戏台旁边仔细观察人家怎样吹唢呐,很快把唢呐学会了;没有乐器,我自己动手做胡琴,居然也能发出声响来。后来上了初中,见识广一些了,知道的多一些了,又受到音乐老师的看重,于是萌发了要当音乐家的想法。初中毕业后,我不知天高地厚,连父母都不告诉,自离家远去,投考湖北艺术学院音乐附中,竟被我考上了,成绩还不算差。这样一来,我满以为从此定下了终生,日思夜梦想成为一个神气十足的作曲家。谁知道路并不平坦,虽然一直升到本科学上了作曲专业,但我对自己在这条路上能不能有所作为,越来越抱怀疑。促使我产生怀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接触现代音乐知识的时间太晚,又遇上“大跃进”,学校的教学走了弯路,学成后也许能适应一般的工作,但要有突出的创造则是不可能的。我带着试试看的想法,未待毕业就提前离开了学校,到部队文工团工作。


实践中,我屡遭挫折,更加确信此路不通,与其吊死在一棵树上,还不如另找出路的好。但那最好的出路在哪里? 当时我还年轻,经事很少,受了挫折,很易灰心,于是经历了一两年的痛苦徘徊。


为寻找事业途径而痛苦,这是青年人常有的经历。事后我才知道,这种经历并非坏事。

一九六三年,我偶然去写剧本。在此之前,我以为只有音乐才是最高级的艺术,其他万般皆下品,因此,虽然身在文工团,也并不曾旁学一点戏剧知识,甚至连戏都不爱看。逼到头上来要我写戏,我只好从头学起。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一年多以后,首次写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在刊物上发表了。最初的小小成功虽然能产生鼓舞力量,但是不是就能以此为终生职业,我还在怀疑。不过,从作曲改行到编剧,使我得到一个启示:并非天生我才只有一条路,此路不通也许彼路通。这时候,我已不再消极徘徊了,除了继续学写剧本以外,歌词、曲艺、音乐,各种形式的创作都搞。同时开始把眼光投向整个文学领域去。有回我读了林遐的散文集《撑渡阿婷》曾经想过:这样的文章,我要是下力气学写,难道一定学不会吗? 又见《萌芽从书》的作者们都是一些年轻人,使我羡慕,很想也去干一下试试。但我知道,我过去读书极少,对文学创作的规律几乎一无所知,光有热情,毫无基础是不可能成功的。趁文化革命中,我因挨整,悬案未决,不能参加造反的一段空闲时间,读了一些书,有鲁迅的杂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的《人民文学》。当时只能偷偷地读书,不能动笔,所学有无用处,无法检验。后来又被卷进文革动乱中去,一心一意搞政治,把头脑搞复杂些了。那时我成了一个杂货佬,条条路上都去探一探,把将来的道路交给命运去安排。


现在回想起,那一段经历不是多余的。涉猎的行当多,艺术修养在无形中得到了提高;经过政治风浪的摔打,使我开始认识复杂的社会和复杂的人;读书又使我积累了知识,开了眼界。这些都是我后来走上写小说的道路所必不可少的。


一九七零年我复员到地方搞群众文化工作,既曾是一个单位的临时负责人,又是具体工作干部,戏剧、音乐、文学都管。杂货佬还在当下去。这时我想了一个问题,我这个人究竟是长于打杂呢还是适于专攻一门? 打杂诚然不坏,社会需要许多甘心于打杂的无名英雄。同时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专门人オ。我无法主观地决定自已干什么,只能走着瞧。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决不满足于一般地打杂,在打杂的同时,我总想从哪一个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哪怕永远安排我打杂,我也能在工作中多一份发言权,这大概总不是坏事。于是,我在业余时间还是不忘写作,又发表过独幕剧和曲艺、音乐作品及歌词理论文章。


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二年。那年我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湘江文艺》,后为发行国外的《中国文学》译载。接又写一篇,又为《中国文学》选用。这一来,我似平在迷蒙中看见了一条有希望走通的事业途径,于是果断地决定缩短战线,不再写剧本和其他,连学了多年的音乐也毅然抛弃,孤注一掷,专攻小说。当然,我没有资格当专业作家,那么就把业余时间利用起来吧!我长期在办公室开铺,很少回家度夜。从那时到现在,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总算没有白过日子。




我从作曲改行到写小说,这段曲折的路程是走得不冤的。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能具备有多种发挥才能的可能性。人的职业有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确定的,常常具有偶然性。假如我在别的方面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什么不做呢? 我是在实践中冷静地分析自已的长处和短处,断然决定改行的;又是在付出巨大的劳动代价才换得人们承认我的改行的。摸索道路是人生之常事,正确的改行是成功的起点。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就卓著的作家,不都是经历过改行的吗? 改行几乎是作家的必由之路。


主观上想改行,客观上能不能做到呢? 社会不可能任我们随心所,我深知改行的路必须由我自己走出来。我写第一个短篇的时候,年龄已经三十四岁了,倘不走捷径,到何时才得成功? 我知道,所谓捷径,不是别的,就是与众不同之路。那条路在哪里呢? 我研究过当时的所有文艺刊物,发现作品的雷同现象十分严重,可以说得上千篇一律。我决心写一篇与众不同的东西,从各个方面都与时行的众多作品区别开来。我是这样做的,一做果然成功了。从此我对待每一次创作都设法做到与众不同。


我尝到了与众不同的甜头,于是把与众不同当作成功的普遍规律来应用。我常这样想,现在一般人在做什么? 别人都做的我不做,别人不做的我偏做。一般地说,连续两个短篇成功,很可能产生想出短篇集的野心。但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出一个短篇集又如何呢? 过不多久,肯定会成为废纸。与其盲目地写下去,图一时的虚名,还不如甘于寂寞。


寂寞并不是睡觉。我深知自己笔头不硬,必须不断地写,才能得以提高。又要写,又不想出名,是一种怎样的干法? 我找了一个独特的题材,避开当时无孔不入的路线斗争,写南方大山区的风光,写几个有个性的人物,这就是后来已经出版的《小兵闯大山》。那时一般的业余作者都只图出版和发表,编辑怎么说就怎么改。我却不是,我把修改当成练笔,一次再次地从头写起,每次改写以后,都使编辑看了觉得没有想到。就这样,我在几年寂寞中,虽然几乎已被人遗忘,却扎扎实实地练了基本功。



《小兵闯大山》完成以后,正值大写“走资派”的时候。我又突然决定,走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不但只字不写“走资派”,相反,立即动手写作《将军吟》。这一行动可以说是极端危险的了,恐怕“四人帮”及其爪牙都不会想到有人敢这样做。他们想不到的我做了,因此我也平安地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过去了。“四人帮”还没有垮台。我的四十七万字的《将军吟》已经高搁在楼上。


“四人帮” 垮台后的一段时间里,创作界并没有立刻活跃起来,过去那一套还在继续作祟。我认定文艺大解放的时机一定会到来,于是从一九七七年冬开始,又按照自已的认识,写了另一部长篇《风》。这本书虽然粗糙,但却是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描写十年动乱的长篇小说。


近几年来,伤痕文学很多,我并不觉得它们不好,只是觉得,既然有那样多人在写,我可以不写。写错划右派的很多,我同样有题材,也不准备写了。我还是想坚持与众不同。到能怎么样呢? 现在很难知道,且走且看吧。


回顾我走过的这段路程,收获有两点:一、在摸索中,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想方设法扬长避短,以开辟事业之路;二、路子的走法与众不同,尽可能与众不同。




Opmerkingen


bottom o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