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个作家——作田家,黑脚杆,佃农。我的家乡桃花江一带把佃户成为作家。
我的生更年月在父母的衣柜里可以找到,距门背面贴有一张纸片,上写:丁丑年十二月十一日丑时,(寅时?)当时家里没有钟表,时辰不确,只知道“子丑寅卯不天光”。
我小时候跟随父母迁居两次,由安田坪到大华冲,再到石高桥,寻找生计。父亲的“作家”饭碗被打破了。
我十一岁曾经上山找过老虎。那是因为,我交不起学费失学了,又赶上父亲重病,长时间卧床不起,一家四口,由我养活。我一天挑两担柴跑二十华里去卖,来回日行八十里,顶多换回两斤米或半斤盐。累和苦都超出了能够承受的限度,前途茫茫,生的欲望淡然。听老人说,山上有虎,专吃“命贱”的人;若非“贱命”,不但不吃你,还会救你于危难之中。我信以为真,想去一试。试什么?试我是“贱命”还是“贵命”。是“贱命”,活着也苦,不如送给它吃掉算了;是“贵命”,老虎当不会吃,我可以获得信心,强忍眼前苦难,等待好运到来。老虎昼伏夜出,黄昏时开始觅食,所以这时虎患最多。我每天上山打柴,故意挨到天黑,以便能碰见老虎。有一天,天将黑,但尚能辨认景物的颜色,我拖着一个干枯的竹尾,从山脊小路上下来,忽见面前两丈远处,有一物纵身横过路面,是黄色,且有一条长尾巴。虎!只能是虎,不会是别的动物。我吓坏了,但还清醒,想起了虎不吃“贵命”的传闻。于是,麻起胆子,硬着头皮,拖着竹尾,继续往前走。不过,我发现自己毕竟还是怕死的,走了几步,便撒开腿往山下狂奔。到家后,母亲问我为什么脸色惨白,我只会用手势比划,说不出话来。与虎遭遇,虽然吓得半死,却得了个大好处,从此不再轻生,苦虽苦,乐呵呵,满怀希望。
解放了,冲里来了工作队,建农会,搞减租减息,发救济娘。我家是困难户,父亲脸皮薄,不敢想工作队诉苦,便由我去。我年纪小,脸皮是不重要的,找到工作队长,把我家的可怜境遇说给他听。说到伤心处,还动感情,哭了。队长被我打动,摸着我骨瘦如柴的手臂、肩头和脸,安慰说:“你应该去读书,会让你读书的。”随即,在本子上写了个救济粮条子,撕下来给我。
俗话说,“男子十五,当家作主。”我才十一、二岁就被当作大人用了。我常常参加大人的回忆,而且喜欢发言。渐渐地,大家都承认了我的发言资格,甚至少不了我这个角色。我会写字,会算账,办事认真,可靠,从不出差错。我是一个土改积极分子,又算知识分子。十年十三岁。
分田后,获第一次丰收,我继续读书。那个学校叫“谢林港完全小学”,离家九华里,途中要翻一道山岭。
我读书是不算用功的,除在课堂上听课,从来不翻书。听课也开小差,画漫画,用指头在课桌上写字。但成绩还好,数学比赛打过一百二十分。我当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喜欢跳集体舞;学过打地花鼓,扮丑角,但不敢登台,嫌丑角太丑。叫我演歌剧《小二黑结婚》,这我乐意,小二黑是正面人物。秦化民演小芹,同学笑我和她是一对子,害得我和她不讲话了。不演戏时我便画画,照着彩色印刷品画过一副《荷花舞》,贴在自家的柜门上,窃听大人的赞美声。我的公务和业余爱好虽然很多,但精力仍然过剩,于是便向音乐领域探奇。我家柜子里有一只笛子和一只唢呐。笛子我试过,吹不响;唢呐一吹就叫,很吓人。我吹的第一首曲子是父亲教我的,曲牌《大开门》,“五六工六工上五六工尺六……”父亲虽会吹唢呐,却不会换气,我只好另访高师。但人家都嫌麻烦,不愿意教我,我便趁他们唱花鼓戏时躲到戏台边上剽学,边观看边琢磨,回家一试,会了。只有一样,我永远学不会,土改时,我家分了一张鱼网,我如获至宝,经常到小河里去打鱼,一直到网破,从来没有打到过一条可以喂猫的鱼。
在益阳市一中初中部,我得了个美号:莫饭桶。我发现,学生食堂的饭菜比家里的饭菜好吃多了,我吃得又快又多,令人瞠目,故而得名。不过,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又因交不起每月七元钱的伙食费而再一次面临辍学的危险。但这一次我不再屈从于厄运,奋起抗争,自强自立。我和另外两个穷学生,在附近一户农民家借了半间柴草屋,每人以三块砖头搁一个瓦钵子为锅灶,自己煮饭吃。我每逢周末不行四十里回家,次日一早,扛一根楠竹到谢林港卖掉,换回一周的米钱,再准备一担干柴和些许辣椒、咸菜之类,挑着返回学校。由于每日烧柴弄火,又总是不记得洗手洗脸,常常是一副黑花脸走进课堂,引起哄堂大笑。
虽然狼狈如此,教音乐的崔老师经把我当成宝贝看待,给以特别培养。有段时间,为了准备一个二胡独奏节目,我每天晚餐只吃一点冷饭便往学校跑,抢在晚自习之前,练琴一小时。前后不到八十天,居然从练音阶始至学会拉《良宵》,参加了全市的学生汇演,大出了一回风头。
我的亡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崔老师,他决意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他把自己的小提琴送给我;为我找来了基本乐理的教科书,让我自学;他把重要的音乐活动交给我组织,甚至让我给他代课。学校放暑假,我不回家,住在同学家里,睡竹床,喂蚊子,跟崔老师学小提琴,不幸的是,小提琴这个洋玩意儿我适应不了,学了一个暑假,进步甚微。尽管也用它参加过伴奏,但我知道,我的提琴演奏,基本上还是二胡风味。
初中毕业,正是全国大办中专的那一年,招生数量很大,升学的机会几乎是百分之百。同学们都欢腾雀跃,忙于填写志愿表。只有我,突然成了愁眉苦脸的小老头,在校门外的公路上孤独地踱步。同学问我:“你考什么学校?”我说:“考泥巴大学。”意思是,回家种田。大家都觉得我是个怪人,只有崔老师理解我的心事。有一天,崔老师举着一张《湖南日报》远远地招呼我,我跑去一看,报上有一则广告:武汉艺术师范学校在长沙设点招收初中毕业生。我这才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为了投考音乐学校,我早就在积攒路费了。钱是卖竹子得来的,农忙时给郊区农民插秧赚来的。为了不遭到父母的反对,我不向家里伸手要一分钱路费,甚至连告诉一声也不,自行其是,偷跑到长沙去了。别的同学参加完统考回家,我父母向他们打听我的下落,谁也不知道。
初到长沙,我出尽了洋相。问路,先行了一个鞠躬礼;坐公共汽车,不知要买车票;狠心拿出五分钱来买水果吃,买的却是番茄,咬一口,不对味,连忙吐掉,全部扔进了下水沟;远远听见工人文化宫传来伴舞的管乐声,我撒腿就往那里跑,生怕去迟了听不到。可喜的是,我考上了,成绩是长沙考区第一名。
我说着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普通话”来到武汉上学,把满心的高兴化为二百度的热情,一入校,马上当了义务接待员,整天忙于给新来的同学提箱子,抬桌子,打扫房子。我误把广东籍同学当成外国留学生。对于系主任陆华柏系领带、穿背带裤百思不解。在我们乡下,只有五岁以下的小孩子才穿他这种裤子。
我拿满身土气跟这个艺术学府极不协调,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逗笑我。不管我怎样笑容可掬、近乎讨好地往上凑,他们却仍旧把我当成异类或蛮夷。我的自尊心受了损伤,发誓要在学业上出人头地,以挽回面子。开课以后,我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人们不得不承认我这个乡下人的存在,并且选我当了班干部。
在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我出足了风头。首先是写了一张轰动全校的大字报,主张取消数、理、化。我用挖苦的语言写道:”化学与音乐有什么关系?也许是拉琴要用松香。”在大字报上签字的有六十多人,可见影响之大。当右派,我还不够资格,只在团支部大会上受了一回“帮助”。更大的出风头是在反右以后的自我教育运动中,我给自己画了二十多幅漫画,竭尽丑化、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画得可笑又可恶,悬挂在食堂门外展览。围观者人山人海。我站在一旁亲自讲解,貌似诚恳地做着自我批评。言辞中间,不时狡猾地夹进去一点自我炫耀的内容。我不但没有耻辱感,反而有点自鸣得意。在我看来,思想改造未必可怕,甚至是颇有趣味的事情。
我高兴得太早了。从此以后,我戴上了三个紧箍咒,一是个人主义,二是白专道路,三是骄傲自大。我以为通过自我丑化表示了改过的诚意,会得到谅解的,谁知一旦把那些帽子戴上,就永远甩不脱。那些年运动又多,每次运动都要找一、两个重点教育对象。我很幸运,回回是重点,但都侥幸地留在人民这一边,没有滑到敌人方面去。我曾经纳闷,我这个人为什么经得起摔打?大概是因为我父亲是贫农,我小时候受过苦。一旦明白了这个奥妙,我的胆子更大了,反正是摔不死的,用不着改变个性,用不着隐藏自己。于是,我还是我,很少瞻前顾后,从不谨小慎微,袒胸露怀,呵呵傻笑,闯荡在人生路上。
我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丹江水库工地上充当劳动主力,忽然又遭到批判;批判过程还没有完结,又检查出我害了甲级浮肿;经过一段调养,浮肿减轻,刚恢复听课,又接到父亲的告急信,家里要饿死人了。我是一个销子,(恕我自吹)从小就受着孝的教育。不孝和浪费粮食是要遭雷打的。父母在挨饿,儿子怎能安心读书!我在校五年只得到过父母的四元钱接济。我的学膳费来源,由国家给予的甲等助学金,还有我在校外兼课和拖板车赚来的一些钱作为补贴。本来,家庭困难与我能否继续读书是无关的,但我不能只顾自己。我决定退学去找工作,以解救一家五口于危急之中。所以,我学过作曲而却没有敢当作曲家;我的履历表上,在学历一栏里,本应有一个“毕”字而屈就了“肆”字。
当我离开学校回到长沙街上时,有一种终于获得解放的感觉。我以为,只有学校的日子难捱,社会是天高任鸟飞之地。殊不知社会上的事情比学校更加复杂。首先,我发现人在社会上居留需要有户口,我的户口还留在武汉呢!继而发现,需要用我一技之长的单位,因编制已满,只能望洋兴叹。“编制”是什么东西,我不懂,因而单杆藐视它。我跑到市文化局去质问:“你们到底是要那个莫名其妙的编制,还是要工作?”对方报之以哈哈大笑,把我惹怒了,发誓再不登门。
我住在同学家里,每当同学和朋友把饭碗端到我面前时,我总是想,现在,父母和妹妹们在吃什么?为了他们能够度过饥荒,我必须搬开“编制”这个拦路纸老虎。
一个月过去了,身上的粮票没有了,再吃同学和朋友的饭,已不好意思了。回学校,没有路费;回家去,只能添一张吃饭的嘴。我到哪里去?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我的四个同学碰上了我,他们问明情由,决定拔刀相助,每人翻遍自己的口袋,凑上一元四角钱给我。又带我去轮船码头,买了一张到湘潭去的船票。因为我身上还有一封私人介绍信,是省音协副主席杜光写的,他介绍我到湘潭歌舞团去试试,他的学生在那里任乐队指挥。
我到了湘潭,但没有留在湘潭工作。两个空军中尉找到我了。上午见面,下午就通知我已被批准参军。命运变化之突然,如在梦里。我找他们借了二十元钱和一些军用粮票,急忙赶回家去看看父母,告诉他们,有希望了。
中尉说,参军不要户口,也不用带粮票,甚至连换洗衣服都可以不带,只要一个徒手徒足的人。于是,把全部行李放在家里,自己动手打了一双草鞋穿上,一条短裤,一件衬衫,就以这身打扮,去到广州空军文工团报到。
广州城里来了一个穿草鞋的乡下人,算是一件稀罕事;何况这个乡下人还想当文工团员,更令人吃惊。文工团的姑娘们私下议论,说中尉发疯了。她们的议论正好被我听见,我佯装不知,暗自思谋报复她们的办法。
过了两天,团里开大会,副团长把我叫到队前,当众宣布,我是她们的教员。姑娘们有一次惊愕不已,有人还吐舌头,挤眼睛。
第一次上课,我来了一次听音考试,发现她们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我板起面孔,训了一通话:“你们以为,当一个演员只要长一副瓜耔脸,穿一身新衣服,模仿收音机喊两句尖声嗲气的歌,再扭扭腰身,做个媚态,就行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演员,你们还要接受启蒙教育。演员需要具备哪些修养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多少有些故弄玄虚,说了一大堆深奥的名词和概念。
这一次训话,虽然十分解气,但在同时,我也就给自己种下了新的祸根。首长和老同志在想:“这小子,真狂妄。”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团政委命令我写一部空军大合唱,我不假思索,满口应承,连词带曲一人包下。大合唱没有写完,新上任的团长就在大会上对我的创作思想展开了批判;然后又整我的骄傲自大,把我的教员资格也取消了。我的工作变成了放录音机,给话剧做效果。宣传部的余部长说:“你懂音乐,你搞录音机最合适。”
当我把学校挨批判的时候,我并不十分着急,因为学校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几年以后就各奔东西了。那时我总是想,等我参加工作后……不料现实竟是这般无情。我好像命中注定了要受一辈子批判。我自怨自艾,灰心丧气,消极地总结了经验:为什么总是挨整?第一,在人群中太易突出;第二,言语太直,无保留,无修饰。要想不挨整,必须甘居平庸,磨去锋芒;必须力克多言,保持沉默。我下了很大决心,实行新的处世哲学,叫我干啥就干啥,只干不说。我伴着录音机和倍大提琴度过了孤独、沉默、郁郁寡欢的两年。就是在这两年里,我把对事业的追求看淡了,做了多年的当作曲家的美梦也已烟消云散了。有时我感到可惜,想当年,为了学音乐经历过多少磨难呀!奋斗多年,终成泡影,无异于生命的毁灭。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九六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派去写剧本,当年追求音乐的那种热情重新发作,我又准备大干一场了。其实,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写过一回剧本。那是与人合作,写歌剧,从编剧、作曲到当演员,身兼多职。戏排好以后,在武昌剧院公演,登报卖票。我们把武汉文艺界的名流请来二十多位,准备大出一回风头。谁知戏还没有演完,观众已经走光了。结果是大献其丑,贻为笑话。我不接受教训,居然又干起这一行来。我生性冒失,不守规矩,一开始就搞出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当众把剧本一念,大家惊愕不已,哈哈大笑,都说“不是戏”,又都说很新鲜,承认我有创造精神。为此,我已感到满足。大概就是因为这点“创造精神”,使团里决定让我当了专业创作员。我的面前再一次出现曙光。
这一次该顺利了吧?不,新的苦恼又来了。那时写剧本都要经过集体讨论。讨论时,作者只能听着,点头,做笔记,不能争辩。一争辩就要被认为是藐视领导和群众。所提意见都要改,否则不予通过。一个剧本,磨來磨去,变成八面溜光,这算是好结果,多数的情况下是磨成粉末,报废了。我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自称是一个“犯人”,“写一个剧本犯一回罪,然后便接受一回公审。如此反复,何时得了!”写了两年剧本,只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一个独幕剧。
创作总是不成功, 光阴在白白地流逝。每当跟随演出队到高山、海岛演出时,我除了编几句顺口溜,别无事做了。闲着无聊,就帮演员化妆、理发;再不就聊天或躲进营房里睡觉。我浑身是劲,无处发挥。空虚、苦恼,无所适从。于是便只有发牢骚解闷。脾气变得很坏,经常恶语伤人。事事不称心,见人不顺眼。写诗作画,发泄郁闷,还公开挂在墙上。我预感到灾难要临头了,为此曾经急得哭,但我改变不了,好象有一个魔鬼在牵着我步步走向深渊。
果不出所料, 灾难随文化大革命而来。我为了求得解脱,诚心实意地交出自己的所有文字材料,请求工作组查查我的思想病,给我以教育。我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料人家求之不得,正好抓住了我的尾巴,把我当成“第一号重点”、“四类干部”、“反革命”……没过多久,时来运转,又卷进了造反的浪潮中,由反革一跃而成为造反头头之一,主管材料工作。在参加批斗一位曾经保护过我的政治部主任的过程中,在接触有关林彪集团许多整入内幕材料以后,我惊骇不已,愤愤不平,找了一一个由头,突然宣布退出“勤务组”,逍遥局外。有一段时间,我与文化部的美术创作员刘原同志,每夜在广州街头漫游,长谈达旦,剖析文化革命的方方面面,反复吟哦鲁迅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
我从此醒悟过来,从蒙味中、睡梦中醒悟过来。我要感谢那场大动乱,它使我越出了个人的圈子,步入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认识天地。一个复杂的世界在我面前开始显现清晰的轮廓。我开始意识到,孤立的个人奋斗是意义不大的,屡遭失败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优虑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我发现,过去的自信、奋斗、骄傲、苦恼和所有顽强表现个性的行为,都是幼稚可笑的。
我从此别了 荒唐的童年,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从此有了责任心和严肃的思考,自问:你准备为国家、民族做点什么?
于是,我走上了写小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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