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广州,我常常会想起一个朋友:莫应丰。
我同莫应丰的交情,其实与广州无关,我们的友谊是在长沙结下的。但莫应丰人生中一段重要时期在广州度过。他在广州空军部队文工团当过几年编剧。他同妻子的姻缘,也是在广州定下的。他对广州,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有锥心心的刺痛。他在部队几年,仅仅创作出了一部大型话剧,发表在《广西文学】上,才情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乱了一阵,他就专业回了湖南。
初识真应丰,是1971年初冬,那时候他是《长沙文艺》编辑部的负责人,我是工人业余作者。那天他穿了件草黄色军呢大衣,下巴刮得铮亮,面色红润,双眼有光,一开口,声音宏亮,底气很足,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但当他用宽厚的大手用力握住我的手的时候,当他抿嘴而笑双眼定定地看着我的时候,使我觉得,这个人是率真的,是诚挚可交的。
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明友。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地方却是不固定的。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会议室,有几次还是在桔子洲头的凉亭里和岳麓山的爱晚亭。我们也常常去他的家里。他的家跟那个年代所有老百姓的家一样,逼仄,简单,凌乱。他家里的家具,大多是自己做的。转业到长沙的那年,他闲得无聊,就无师自通地学起了木匠活。他给自己做了一张床,一张饭桌,四张木凳,一个洗脸架,一个书桌。书桌上摆了四扇小小的屏风,上面抄录了毛泽东主席的几首诗问,也是他的作品。一个在文学艺术上天分很高的才子,这种粗话也能一学就通,做得像模像样,不能不让人称奇。
在莫应丰家里,丝毫不会感到拘谨。你可以随便坐。坐累了,到床上去靠一靠,也可以。到吃饭时间了,他会去亲自下厨,做一样两样小菜出来。菜,大多是瓜蔬菜青菜,但做得清清爽爽,咸淡适宜,十分可口。
莫应丰喜欢聊天,喜欢和比他年轻得多的朋友们混。莫应丰聊天的时候,要抽烟,要喝浓茶。如果再有一瓶酒助谈兴,则更佳。聊天的内容,当然是漫无边际,无所不包的。但有两个话题常常会在聊天时聊到:一是文学,二是政治。常常是,朋友们散散乱乱地坐着,莫应丰抽一支烟插到嘴里,嗤一声划着火装,点燃烟,深深地吸一口,摘下烟来夹在烟上,揭开茶杯盖喝一口茶,然后就开始谈他的小说构思了。有时多喝了两杯酒,酡红着险,会猛然冒出一句:那个祸国殃民的女人……我们当然都明白,他骂的是江青。在七十年代初,不少人对江青一伙的作为都有了看法,但敢于说出口的还是不多。我们听了,暗暗咋舌。
年轻的明友们鼓动莫应丰去坐公共汽车,打一回溜票。莫应丰想像着这种冒险有一定的刺激性,答应了。于是,一伙人从新开铺的起点站上了车。莫应丰夹在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中间,忽然紧张起来,伸手想去口袋里掏钱买票。但他的手被一只年轻的手和一张年轻的鬼脸挡住了。车到南门口,车门一开,售票员叫着:看票看票!年轻的朋友们团团裹住莫应丰,发一声喊,一涌下了车。莫应丰站在马路边,看着远去的公共汽车,大约也感受到了某种快意和新鲜感,忽然仰脸,哈——地大笑一声。
但莫应丰后来再没有过坐车打溜票的事情。很多事情,经历过一次,就够了。他仍然姿势很不雅地骑着那部十分陈旧的自行车,压过长长的马路,去找朋友聊天。
莫应丰也到厂里看过我一回:那时候我所工作的长沙卷烟厂已经搬到了郊区的树木岭,途中要爬一道很长的坡,他骑着自行车,吭嗤吭嗤地就来了。那天我把用粮票换来的一斤鸡蛋都煎了,打来半斤散装粮酒,招待老师。七十年代的工厂学徒,月薪十八块钱,招待客人也只能这个样子了。我带着莫应丰,看了车间,看了锅炉房,看了烟叶仓库,看了灯光球场,还看了防空洞。他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充满了兴趣。他在我的宿舍里看到一根长烟(长烟是卷烟厂的一个口语。卷烟机出现刀片故障,烟卷来不及切断就飞突出来,成了一长条。长可几米、十几米),拿回去慢慢抽吧。他说:可以拿么?我说:当然不可以。捆在腰带上,偷偷就带出去了,我帮他把长烟在腰上缠两圈,掖好。他直着腰,前走两步,后走两步。最后停下来,摇摇头说:不行!我还是不能做这种事。
日子在庸碌和琐碎中慢慢滑走,一部大构思却已经在莫应丰心中成型。1976年初春,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他准备躲到浏阳县的文家市去写长篇小说《将军梦》(后来出版时改名《将军吟》)。我听了心里一紧。在以前的聊天中,片片断断听他谈过一些情节,知道这是一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稿子。我当然明白这次写作的分量。我談淡地同了句:“都想好了?”——“都想好了!我一定要写出来!” 我知道他家里的经济非常拮据,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说生活都安排好了,只是写作的时候抽烟会很厉害。我说:这个好办。以后我的次品烟计划,都留着给你。他哈地笑起来,说: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此后的几个月,我把厂里给每个职工作为福利供应的次品烟计划都留下来,买好了放着。有时候也“顺手”从卷烟车间检回一条两条长烟,躲在宿舍里剪断成一根一根香烟,拿个纸盒子装好,到莫应丰约定回长沙的时侯,一起偷偷带给他。后来我才知道,莫应丰在山上写作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每个月只有十五块钱的生活费,公社食堂的伙食清淡而简单。一位朋友怕他营养太差,每个月用粮票换三斤鸡蛋给带过去,嘱他每天早晨煮个鸡蛋吃。就这样,生性最喜欢热闹的莫应丰孤身躲在文家市公杜院子的小楼上,吃着低劣的伙食,抽着次品烟,每天一个鸡蛋,凭着一种信念,三个多月就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将军吟》。稿成,他乘兴又写下一首诗:“含辛茹苦愤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
回到长沙,他跟朋友们说:我现在可以死了!他将小说原稿藏在家里阁楼上。不久,风声越来越紧,他又偷偷转移到朋友家里藏起来。他跟我说:搞得不好我就会被抓去坐牢哩!我觉得事情是很严重,但不希望我们聊天的话题太沉重,我说:你坐牢了,我把次品烟给你送到牢里去!他说:好!到了牢里,有烟抽我就不怕了!
莫应丰命大,平平安安地熬过来了。四年后,《将军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旋又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莫应丰走红起来,创作力越发地旺盛。短篇,中篇,长篇,接连不断地发表出来。莫应丰是个不会掩饰自己的人,他觉得有了欢乐,就要表现,要挥发:他给自己买了双脚跟很厚的皮鞋。他曾经受过军训的腰板挺得更直了。常常说着说着,他就会唱上几句(他本是学声乐的)。
不久,莫应丰当官了,坐上了潮南文艺界领导者的位置,他没有走任何门子,凭的是他的声望,他的才艺,他的人品。听到他当官了的消息,朋友们都为他高兴,但也担心:会不会我们的世界从此就少了一个朋友?
我想:以后是要远离他一点了。
我们的担心多余了。莫应丰到职后,第一件事是把明友门叫到一起。郑重再托大家同件事:第一,他如果腐败了僵化了,尽可以指着鼻子骂;第二,以后朋友聚会,一定不要忘记叫上他。
莫应丰说到做到。他还很坚持了一阵骑自行车上下赶,使坚决不要单位给他分房子。出差都是自己订票。朋友们每有聚会,他无论多忙,多远,很快就赶到了。
我们还是常常在叶蔚林家里聚会(原围之一是他家房子宽敞,原因之二是他太太做得一平好菜)。我们还是散散乱乱地坐奢,海阔天空地聊。聊到半夜一点了,莫应丰一看手表,咦,该回家了,毛妹子等我哩。毛妹子是他太太,他常说他不回去,毛妹子就睡不着。我们当然不会放他走。我们说:还刚开始哩,不能走!又过一阵:啊,三点了,明天还要开党组会哩!我们把在门边,说:都还设尽兴哩,党组会哪里有小组会有味道!不知不觉,天就亮了,莫应丰才真着起急来。他怕毛妹子生怒。我们说:我们给你写证明。于是找纸,由我操刀,写道:兹证明莫应丰同我们聊了一夜天。然后按年龄大小签名:叶蔚林,孙建忠,聂鑫森,叶之镇、张新奇,韩少功……签过名,我又找出一瓶红药水,让每个人再盖上手指印,莫应丰把证明拿过去,左看一眼,右看一眼,然后说:干脆,我也签个名!
叶蔚林的胖儿子早起上学,看到叔叔伯伯们一脸倦容,撒一地烟蒂,悲愤地大叫一声:这就是文化名人啊!
我们还是察觉到莫应丰身上的细微变化,他的腰带、皮鞋、衬衣,都换了名牌。他偶尔会对下属发点名士脾气。他对烟、酒也开始挑牌子了。他的小说写得少了,热心于书法和绘画。他把办公室变成了画室,常常在里面通宵作画。说来也怪,不到半年,就有人向他求画了。他的公文包里,常备有一套酒具和一套文房四宝,酒具是为喝福,文房四宝则给人题字。
但莫应丰本质的东西没有变。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语是:我是农民的儿子。每有农民作者给他寄稿,他必亲手转我,嘱我一定认真处理。家乡要兴办教育事业,他当即把刚刚领到的一笔中篇小说稿费全部寄过去。他还是蔑视官场的一些陋习。他常常喝了酒去参加省委的扩大会议,一脸酡红,满嘴酒气。他感觉到不堪忍受会议的冗长乏味,便会把手举过头顶,掏出指甲钳剪指甲,剪得咔咔响。
他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口碑的,我住在机关院子里,莫应丰便常常中午上我家喝酒聊天。一天,莫应丰给单位刚刚做完一件事情,心里高兴,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后,问我:怎么样?我还适合当官吧!那天我也多喝了两杯酒,头脑热胀,便冲口说道:未必!他大约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的,一愣,再问:为什么?我说:你呀,恰恰犯了官场的两个大忌,第一,你太有个性;第二,你不趋势。莫应丰拾头捋捋头发,哦——一声,半天无言。
莫应丰真的很少言语了,决心办点实事,要到海南筹办农场。他没有跟人招呼,也没有找人结伴,只身闯到海口,开始了他艰难的理想之行,在那片刚刚升起的商海潮头面前,能终于意识到没有关系,没有钱,办事情竟是如此困难。他住招待所,骑自行车,吃酸菜稀饭,到处找人求人,最后甚至把自己珍藏的名人字画也打点了进去。就在事情有了个眉目的时候,他被重病击倒,返回到长沙。
莫应丰回去时,恰逢我从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回到湖南,莫应丰去看我,面对满桌菜肴和满杯好酒,他竟没有动一下筷子。他说他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吃。
我大吃一惊,情知大事不好。果然,几天以后,另外的朋友告诉我,老莫不行了,患了绝症。
我整整傻了三天。
我到医院去看莫应半。我看到他最后写的一幅字:池鱼入海,笼鸟归山。他冲我点点头。又点点头。
我哭了。
莫应丰去世的时间是1989年2月17日。五年后,我调到了广州工作。头几年我住在瓦庄,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都要经过广州空军部队大院的门口,每次路过,我都要往部队大院的深处望上一眼。我想像,莫应丰当年就应该是在这座大院里面生活的。
如果莫应丰还健在,今年该是六十七岁了。他应该会经常来广州的。因为,这里有他的很多朋友,还有他的很多战友。
登载于《文学风》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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