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们常说:童年的记忆是从四岁开始的。也就是说,你如何来到世间、如何蹒跚学步,四岁之前都不会记得。我最久远的记忆是一个夏夜,我在蚊帐里躺着,看着头顶四四方方、巨大的白色帐子,小脑袋瓜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人是会死的,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是一处一字码开带有廊柱的平房,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从下面一路上坡到这地方,我们家的房子就在正中的地方。屋里没有点灯,户外屋檐下只有一盏露天的灯昏暗地照着,妈妈正用搓衣板在木盆里一下一下搓着衣服,她听见我哭,便回屋打开蚊帐问我。
我吧嗒着眼泪,哭着:“我不想死——”
那一年,我也许就是四岁,哪里明白什么生死,却不知从哪里生出来的恐惧。
1974年初,爸爸莫应丰刚从南方大山区——广东乐昌九峰山采风回来,扎营在长沙市湘春路工人文化宫《长沙文艺》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正通宵达旦地写《小兵闯大山》,他根本顾不上家,妈妈除了工作,既要照顾我,还要照顾两岁的妹妹,因此当革胜表哥从荆州到长沙来玩的时候,妈妈正好让他带我回姨妈家小住一段时间。妈妈从小失去父母,是两个姐姐把她和弟弟带大的,她从湖北天门远嫁长沙,这次回荆,是去见她最亲的二姐明珍——我的姨妈一家人,他们随姨父工作调动,早已从天门搬往荆州。
我出远门了,因此1974年父母岳麓山之行的一组照片中就没有了我的踪影,这是多年后画家刘左钧的夫人小雷告诉我的。
这组照片有一张妹妹天真烂漫的镜头,她穿着小褂和背带裤,被爸爸抱在肩膀上,右手攥着野花,左手抓一把草斜伸向天空,弯起的嘴角挤着圆嘟嘟的脸蛋。当年照片极其珍贵,与父母同行的是他搞美术的朋友们,所拍这张照片也显得很专业、有设计感,留白处有三成之多,画面的上方树影婆娑,远处有牌楼隐约而现,爸爸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背影,看得出来,爸爸的衬衫很齐整,像熨烫过的,他的脸只露出了一点点眼镜边。妹妹自由烂漫地在他肩膀上举着野花野草,爸爸背对着镜头,低着头,心中似有阴霾。
父亲为何不快?这是我几十年后才明白的。
2
母亲娘家有一本《李府家族史》,是舅舅晚年编撰的,他从起意到完成耗费十年之久,其中讲述了天门皂市李玉美家族这支派从1865年直至当代的历史,妈妈这一辈都以“简介”形式录入此家史,舅舅又编写了重要人物包括他二姐夫和三姐夫的简历,三姐夫指的就是我爸爸。《李府家族史》完稿于2000年,铅字印刷,至今21年,装订处已有点点锈迹,序言说他与三姐商量几次,“决定考察资料,落叶归根,寻宗认祖谱写家史,以激励李氏后人当效先辈之榜样,继承传统善良之家风,做人处世,利家利己”。舅舅过世后我回天门,江江表哥将此稿交予我,他说当年网络不发达,舅舅尽他所能,查阅了大量资料以及他自己对我爸爸的认知写得此篇。
他在《三姐夫简历》中是这样描述的:“姐夫性格随和,热情开朗,坦荡磊落。与他在一起,任你谈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让你觉得自由自在,你无须一点谨慎,也不必戒备。他最喜欢打起精神做人,不愿给人以懦夫的感觉。” 我惊讶于舅舅对爸爸的认知,因为这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1965年,妈妈从荆州幼儿师范学校老师的岗位上调往天门县广播站任播音员,也在这一年与远在广州当文艺兵的爸爸结婚,因此爸爸那些年回家探亲,不仅回桃江,也常回天门,想必舅舅与我父亲的交往就源于这段时期。
文中舅舅回忆起爸爸的一桩小事:“1974年,家乡遭了灾,父母断了粮,他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上唯一值钱的军呢大衣卖掉,所卖的钱凑上朋友们捐助的面额150公斤粮票一起寄回去。” 我恍然大悟,当我跟着表哥第一次坐长途车到荆州时,乡下爷爷奶奶家竟然经历了一场天灾,可以想见,这给我在长沙的父母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这一年4月,正是乡民春播的日子,桃花江忽然狂风大作,天空劈下响雷,大雨夹带着鸡蛋大的冰雹,无情地砸向农民对年景的期许。桃江县志记载:“天湾雹厚一寸多,马迹塘雹大如卵。” 大地,在飓风冰雹中颤抖,数百间房屋倒塌,成千处民房被风吹烂,杜甫诗云“……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诗中描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风灾场景。
家乡的土地从来不缺灾难,这一点,当地史志记载得清楚,风灾、旱灾、涝灾,这都不足为奇,爸爸亲眼见过一次可怕的虫灾, “蝗群一来,天都黑了,同暴雨将至的情形类似,一阵风声过去,满坡满岭的竹子被压得弯下腰来,山林发出低沉的绝望的呻吟,蝗虫性贪,又十分残忍,每占据一块地方,非吃得片叶不留不肯走,吃光一块换一块,统一行动,来势比老虎还凶,给蝗虫吃过的竹子,一律站着死去……” 这篇未发表的《桃江竹》,用朱红书写,在爸爸的手稿中十分罕见,韩少功在《初见莫应丰》中提过这篇,他称之为田园散文《桃江竹》。
其实乡野的生活看似悠然,仿佛田园诗歌,其中的艰辛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3
断粮,就像魔咒一样,一念起来就紧箍在以土地为生的人们身上,这一代的人已无法想象那些年的饥馑与匮乏。爷爷奶奶家不是第一次断粮——住在九江的大姑莫雁娥今年已经76岁了,她曾和我说起五十年代一段往事:“哥哥那时在益阳一中读初中,每个周末都步行回家,走的时候带些米和柴火回学校,好自己烧火做饭。有次周末他回家,家里竟一粒米也没有,下一顿中午饭还不知在哪里。哥哥急得没法,面对墙壁狠狠地捶了两下,什么也没带,无奈地走了。我当时小,见到这场景就哭了…… 哥哥回到学校日子该怎么过呀?” ——大姑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但她生性乐观,然而儿时的这个场景是她几十年来最不愿回忆的伤痛。那个周末,我不知爸爸是怎么走回的学校,从株木潭往桃花仑的路有多长?他是否又饿又乏?在他身后那个渐行渐远的家,那屋檐下的家人又该如何撑过这个灾年?
父亲是家中长子,他下面本还有三个弟弟,可惜均于幼年夭折,他成了唯一的儿子,他本应是自己父亲的帮手、家庭的主力,需要分担家庭的劳作,担负起为一家人向田地山林谋食的义务,是的,他不是自小就砍柴背竹养家吗?后来他离乡求学力求改变命运,但命运总还是把他和原生家庭紧紧拴在一起,无论参军还是后来到长沙工作,他常常需要将工资寄回家乡扶助自己的父母和三个妹妹,作为长子兼独子、丈夫和父亲,他背负着连同父母、姊妹、妻子、儿女一共九口人的担子,如今家里又断了粮,他要如何救他父母和姐妹?
他想起了这件唯一值钱的军呢大衣。
我从未见过这件大衣。2019年回家乡,我找到了与爸爸一起读音乐学院、而后又一同应征入伍到文工团的同学、战友吴伯仁,方才从吴老师手里得到几张他们当年在文工团的照片,据吴老师介绍,与父亲一起的这批文工团员,当年都是从电影学院、音乐学院被招入广空战鹰文工团的,照片里有几位年轻人所穿着的正是这种军呢大衣,与普通的布面军大衣不同,他们穿的大衣是呢子料、大翻领、双排古铜色扣、长过膝盖,他们有的将大衣披在肩上,有的敞开衣襟将手斜插入衣兜,这在当年红海洋绿军装的世界里显得格外英气十足。这是部队给文工团发的礼服,父亲转业后回长沙,还曾穿着这身礼服与妈妈一同去长沙火车站,庄重地接待从广州北上湘鄂的吴伯仁夫妇,这该是他值得骄傲、承载着往昔岁月、军营回忆的大衣啊。
整个1974年在爸爸的文学生涯里显得十分沉寂,他没有作品发表。老家幸有朋友相助,150公斤粮票连带变卖大衣换来的买粮钱寄回了家乡,才渡过了这一难关。我们家隔壁——省地质中学路边的墙上用白漆刷着“批林批孔”的标语,爸爸开始练笔写第一部长篇,他用一年的时间蛰伏,默默笔耕,以期来年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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